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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[張亞希]()
張亞希
一般說來，中國學者對外國史學的評論，比西方學者對中國史學的評論要晚得多。20世紀初，梁啟超、章太炎曾經涉及西方史學和印度史學，但都不是系統(tǒng)的評論。20世紀20年代初，李大釗在北京的一些大學講授西方學者的歷史思想，可以視為比較系統(tǒng)地評論了西方學者的歷史觀。[18]與此同時，何炳松翻譯了魯濱遜的《新史學》，并加以評論，認為：
他這本書里面最重要主張，統(tǒng)括起來，就是下面幾句話：“研究歷史的人，應該知道人類是很古的，人類是進步的。歷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現(xiàn)在的狀況，改良現(xiàn)在的社會。當以將來為球門，不當以過去為標準?！沤褚晦H’的觀念同‘盲從古人’的習慣統(tǒng)應該打破的；因為古今的狀況，斷不是相同的?！?br>何炳松指出：魯濱遜在《新史學》中“所說的話，雖然統(tǒng)是屬于西洋史方面。但是很可以做我們中國研究史學的人的針砭”[19]。
此后，中國學者評介西方史學著作日漸增多，形成一種潮流，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走向高潮。從中國讀者的眼光來看，這些譯著大致分為三種情況：第一種情況，是沒有譯者的任何說明和評介；第二種情況，是有一篇介紹性質的譯者序文；第三種情況，是有一篇研究性的長篇序言。以第三種情況為例，何兆武、張文杰所譯的柯林武德的《歷史的觀念》一書，二位譯者寫了一篇長達42頁的《譯序——評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》。在這篇《譯序》中，譯者對近代西方歷史哲學的學術史背景做了詳細的考察和論述，以此來說明柯林武德的歷史觀念之由來；為了把問題闡述得更加透徹、清晰，譯序還對柯林武德的另一部著作《藝術原理》的學術譜系與學術影響做了分析，指出了后人對此的不同評價及其原因；出于同樣的考慮，譯序還就柯林武德的政治態(tài)度和政治思想做了簡要的闡說，對其政治學專著《新利維坦》做了評介。在這篇《譯序》的最后，譯者對柯林武德作了總結性的評價，他們寫道：
